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刀锋淬火显英雄 ——陈赓是这样走过长征的

二万五千里长征,不仅是攸关中国革命前途的艰险征程,也是我党我军优秀干部成长壮大的摇篮之旅。

1934年10月长征前夕,中革军委将红军大学、公略步兵学校、彭杨步兵学校和特科学校编成干部团,下设4个营和1个上级干部队,共千余人。

这是一支极为特殊的部队,其成员都是从部队选调上来的战斗经验丰富的军政干部。这支队伍既要为红军培训后备干部,也要保证行军途中中央和军委机关的安全,是一支重要战斗力量。行军时,毛泽东、周恩来、朱德、刘伯承等久经沙场的高级干部,经常走在这支队伍中。

这支精锐之师的指挥者,就是经历传奇、鼎鼎大名的战将陈赓。

长征途中,他率领干部团突破乌江天堑、飞越皎平渡、走过雪山草地,书写了许多生死关头力挽狂澜的精彩篇章。

刀锋淬火显英雄。陈赓,就是这样的英雄。

——编 者 

1  长征开始后,干部团随中共中央和中革军委机关行动,主要任务是担当军委纵队的前卫和沿途警戒、掩护,并负责储备、培训和为部队输送干部,必要时也参加一些战斗。

别看干部团人数不多,但兵精将猛装备好,不仅拥有6门迫击炮和6挺重机枪,而且每名官兵配备一长一短两支枪,再戴上缴获敌人的钢盔,一出动人们就认出是干部团来了。

时任干部团政委的宋任穷回忆道:“我们一边行军打仗,一边尽量利用行军宿营或部队休整间隙,对干部进行训练。如进行过遭遇战、伏击战、强渡江河、穿插迂回、袭击等军事科目的训练。”

1935年元旦,在辞旧迎新的鞭炮声中,干部团奉命在乌江上架设一座浮桥。这是干部团在长征中第一次执行作战任务。

时任干部团团长的陈赓亲率特科营工兵连星夜急行军30公里,赶到渡口。

冒着对岸敌军的猛烈炮火,陈赓在江边指挥工兵连官兵把用木排搭架的门桥送入江里。但由于水深流急,河底石头大而光滑,桥桩难以固定,立刻就被狂涛惊浪卷走,几次架桥都失败了。陈赓紧急召开“诸葛亮会”,发动大家开动脑筋,出主意想办法。有人提议:用大石头做锚把门桥拖住。陈赓立即在现场进行试验,但还是不行。

时间一分一秒地过去,渡口边架桥工作仍无大的进展。据干部团上级干部队军事教员宋时轮回忆:“陈赓跑上跑下急死了。当时有个俘虏叫何涤宙,是工兵学校毕业的,陈赓找他谈话,动员他为人民立功。”

何涤宙不愧是科班出身,果然有一手。他和干部团工兵教员谭希林最后想出了一个办法:采用竹子编篓,周围捆上几根用火烤过削尖的竹竿,然后在篓中装入石头,两个竹篓上下扣住,中间用硬木架成十字,捆绑结实后沉入江底,以此代锚,固定住浮桥。

经过36个小时的艰苦搏斗,工兵连终于战胜天险,把浮桥架到了江对岸。军委纵队和各军团得以迅速渡过乌江,直下遵义。中央红军第一次强渡乌江,陈赓和他的干部团功不可没。

 长征途中,干部团打的第一场恶仗便是力挽狂澜的生死之战。

1935年1月24日,红1军团进占土城。27日,当红军主力全部抵达土城一带时,川军4个团尾追而来。中革军委遂决定发起土城战斗,消灭追敌。

谁知,最初的战斗很不顺利。川军依托有利地形,在优势火力掩护下发起反扑,步步进逼土城,甚至一度突破了红军防线,一直攻到了白马山红军总部指挥所前沿。

虽然红军打得英勇,伤亡却不断增加,进攻成效也不大。

土城之战是遵义会议后的第一仗,成败关系全军士气。为扭转不利局面,毛泽东把手里的最后一张王牌拿出来,急令干部团投入战斗,实施反击。

陈赓临危受命,亲作动员,令特科营重机枪掩护,1营担任主攻。

这场恶仗打得异常激烈艰苦,1营每前进一步,都要付出血的代价。接近山头时,与敌人纠缠在一起,展开了激烈的肉搏战。

干部团当时装备了冲锋枪和钢盔,敌人从没见过戴钢盔的红军。更令他们胆怯的是,干部团前仆后继的精神和一刻不停的反冲锋。

毛泽东在看到川军凶猛的进攻被干部团压下去后,高兴地称赞道:“这个陈赓行,可以当个军长!”

然而,这一仗,干部团损失不小,伤亡近百人。宋任穷向毛泽东汇报:“干部团的学员都是连排以上的干部,培养一个干部不容易,这样使用代价太大了。”毛泽东也非常惋惜地说:“对啊,对干部团的学员用是要用的,但这样用不行。以后要注意哩!”

3  土城之战让干部团的战斗力得到了毛泽东的高度认可,但真正让干部团一举成名的是在金沙江畔飞夺皎平渡一战。

陈赓和宋任穷都明白,这一仗是长征以来干部团首次单独作战,也是关系红军生死存亡的一仗,不容有失。

干部团分成先遣营和后梯队,由红军总参谋长刘伯承和宋任穷率3营先行,陈赓率团主力随后跟进,经山仓街、海龙塘、石板河,直指皎平渡。

为了争取时间,出敌不意,先遣营一律摘掉帽徽等红军标志,伪装成国民党军,顶着火辣辣的太阳,在野草丛生、乱石嶙峋的山间走了60多公里。晚上就在一片小树林里露营,睡到半夜爬起来,又以急行军的速度接着前进。

当时,干部团各营营长、政委以上干部都配有马匹。然而,马都用来驮运伤病员了,连刘伯承也和大家一样徒步行进。每个人都在和闷热、饥渴、疲惫做搏斗。最终,先遣营克服重重困难,一昼夜强行军80公里消灭了皎平渡两岸的敌人,控制了渡口。

事后,刘伯承感叹道:“干部团的同志怎么能一天走这么远的路呢?他们走到了,还打了胜仗,靠的是什么?靠觉悟,靠党。”

干部团后梯队过江后,陈赓亲率两个营急行军,去夺取位于金沙江西岸20多公里处的通安州。

从江边到通安州,只有一条又陡又窄的山间小路,盘旋在悬崖峭壁上。有段路仅能容一人通过,一面临深谷,一面靠绝壁。敌军据险以密集火力射击,使得干部团前进受阻,形势严峻。陈赓沉着镇定,命令部队分路迂回,终于打垮了凭险据守的敌人,直插通安州,在城下与从西昌、会理赶来增援的1个旅敌军遭遇。

狭路相逢勇者胜。为给身后数万红军打开一条生路,头戴钢盔、腰缠手榴弹的干部团官兵,将所有的步枪都上了刺刀,以一敌三,毫无畏惧。

随着冲锋号声响起,干部团多路突击,远的枪打,近了刀捅,不远不近就扔手榴弹。经过艰苦激战,陈赓指挥干部团以少胜多,击溃了敌军,占领通安州,并俘敌团长以下600余人,声威大震。战后,干部团得到了中革军委的通令嘉奖,被人们称为“御林军”。

自此,川滇边一带的老百姓都知道“戴铁帽子”的红军厉害,说子弹像蝗虫一样飞也打不倒他们,简直就是刀枪不入。而川军一听到头戴钢盔的红军和那个戴眼镜的“司令”(陈赓),更是闻风丧胆,落荒而逃。

4  红军到达毛儿盖时,中革军委副主席周恩来因疲劳过度,营养不足,再加上自然环境恶劣,身体终于支撑不住,连日高烧昏迷不醒,不能进食,肝部肿大。

医生诊断是肝脓肿和阿米巴痢疾,需要立即排脓。但红军的医疗条件实在太差,无法消毒,更不能开刀或穿刺。

危急关头,陈赓自告奋勇:“我当过医生,在中央特科工作时,在上海开过医院,除了拔牙和接生,我都干过。”“首先要降温,这样高烧下去可不行。赶快弄些雪来,给他肝区和额头实行冷敷,兴许有救。”

旋即,他带人到山背阴处找来雪,装入几个油布袋子里,放在周恩来的额头及肝部等处。

苍天不负苦心人——几天后,周恩来终于苏醒,呻吟肚痛,在排出了半盆绿色的脓后,高烧也渐渐退了。

然而,身体极度虚弱的周恩来无论如何也无法靠自己的力量行军了。

毛泽东非常着急,再三嘱咐彭德怀:“周副主席不能再骑马了,要组织力量抬着他顺利过草地,不能有半点闪失。”

彭德怀命陈赓从迫击炮连抽出1个排组成担架队,并下了死命令:“把带不走的迫击炮埋掉,宁可损失大炮,也要把周副主席抬出去。”

陈赓亲任担架队队长,兵站部部长兼政委杨立三见人手不够,也坚持要参加担架队。陈赓的双腿都受过重伤,尽管走起路来一瘸一拐,但仍坚持一步也不离开担架。

周恩来不忍心让战士们双肩磨破、步履艰难地抬着自己,几次硬要挣扎着下担架改骑马,但都被陈赓按住:“现在我是担架队长,你是病号,上边交代了,你得服从我的指挥。”

就这样,陈赓、杨立三他们深一脚浅一脚地走了七天七夜,硬是用担架把周恩来抬出了草地。

这种深厚的战友情谊是生死攸关时刻的扶持,是真诚无私的帮助,周恩来始终念念不忘。

1954年,杨立三病故,已经是国务院总理的周恩来亲自为他抬棺送葬。

又过了7年,陈赓病逝。周恩来题写了“陈赓同志之骨灰”,让邓颖超给陈赓夫人傅涯送去,用以雕刻在骨灰盒外罩上。


(责任编辑:边泓旭)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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